山东快书《武松打虎》被誉为诠释山东人豪爽性格的文化艺术名片,是代表山东快书曲种的跨时代经典,更是观众喜闻乐见的曲艺精品力作。虽然相声、北京评书、扬州评话、评弹、二人转、单弦、金钱板、粤曲、天津快板等曲种的《武松打虎》都创造了相当的艺术高度,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但就演出场次、传播范围、受众人数、艺术影响而言,山东快书《武松打虎》确有无可比拟之处。这个作品何以跨越时代为人民喜闻乐见而津津乐道,一直以来是曲艺同人及观众关心、关注、追问的问题。笔者不揣浅陋,从作品文化内涵、叙事智慧等方面,谈一谈此作品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点个人看法,以求为当代曲艺创作提供有益启示。
一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的文化内涵
《武松打虎》故事取自章回小说《水浒传》,相传是施耐庵根据他家宅后一壮汉打跑松树下熟睡黄狗的见闻创作而来,一共有“进店喝酒、上景阳冈、打虎”3个桥段。《水浒传》成稿面世后,武松打虎的故事便被搬上了当时的演艺舞台,并在说书人的不断演绎以及文人出于刊行需要文字渲染的相互作用下,艺术能量愈发蓬勃,昭示着《武松打虎》故事深受观众喜爱的先天文化基因。要知道,《水浒传》中有李逵打虎、解珍与解宝打虎、武松打虎3个打虎故事,为什么《武松打虎》脱颖而出独享观众厚爱呢?通常认为,一方面是施耐庵对武松这一人物的偏爱,拿出了整整十回书的篇幅来加以塑造,使其人物形象丰满、立体的典型化特征突出,近乎完美地诠释了山东人宽厚仁义、热情坦诚、乐观向上的性格特点;另一方面,《武松打虎》集中展现了武松不畏艰险、豪侠仁义、英勇无敌的英勇气概,一心为民的公心,赤手空拳打老虎的英勇传奇,以及武松基于公义良知、伦理道德层面的“抑恶扬善”。
上述说法代表了《武松打虎》故事成功的常规解读,笔者认为还不够深刻,尚未从根本上回答前文设定的问题。曲艺作品的成功以及曲艺创演与观众喜爱,就像一个硬币的反正面,必须从文化共性、思维共性的考量才能解读其原因。因此,我们从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维度分析《武松打虎》故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必然联系和文化内涵,我们发现,武松打虎绝非只是英雄人物的成功塑造和赤手空拳打老虎的传奇吸引眼球那么简单。《武松打虎》之所以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深层次原因,是其中“引而不发,藏而不露”的中华民族精神,与观众心灵深处民族文化基因的血脉相连、情思相通、美美与共,这才是《武松打虎》故事长演不衰的秘诀。
张岱年先生将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学界广泛共识。历史上,《夸父追日》《后羿射日》《女娲补天》《愚公移山》等神话传说以及寓言故事内容,展现的生命与自然抗争的自强不息,乃至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和合”的处世观,都彰显了这一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和无所不在。细数现实生活亦可证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民族精神像DNA般融入中华儿女血脉之中,贯穿于日常思维,指导着思、言、行,决定着价值判断。而《武松打虎》故事正是集中体现了生命与生存抗争的“自强不息”,以及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之“天下公”的“厚德载物”,从而能够产生与观众内心相连、相通、相生的艺术效应,促使故事传播跨越区域、传承跨越时代而生机盎然。其中,武松连喝18碗好酒的描述,看似说的是武松的传奇酒量,乃至为后续醉酒打虎的英雄形象塑造做好铺垫,而从“自强不息”的角度理解,恰恰是武松对“生命极限”挑战与抗争的表现(当然,从现代人行为规范的角度,这种以日常饮酒为手段的抗争值得商榷)。再如,“武松在土地庙看到景阳冈有虎的县衙告示”桥段,说武松在一番激烈思想斗争后,体悟到“我要不把虎除掉,老虎总会把人伤”,而毅然决然走向了“猛虎肆意妄行”的景阳冈。表面上看,这部分内容体现了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勇无畏,但从中华民族精神的角度理解,他不惧个人安危决心“为民除害”的行为,恰恰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完美诠释,体现了武松的公心道义。再看“打虎”情节,武松打虎唯一可依赖的武器——梢棒,因一时慌张打在树杈上断成了两半,面对饥饿难耐、凶残至极的老虎,他真成了赤手空拳。在此情形下,武松迎难而上,战胜了老虎一轮又一轮的致命攻击,在“好事多磨”后最终为民除害。这种艺术处理无疑增加了武松是否能战胜老虎的悬念以及故事气氛紧张而引人入胜的品质,同时也在武松面对老虎“险中求胜”的角逐中展现出“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内涵。
总之,《武松打虎》对“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艺术化解读,赋能了山东快书《武松打虎》文化内涵的精彩绝伦,也是众多曲种选择这一题材的根本,满足了观众心灵深处持续得到中华民族精神滋养的文化渴求,在润物细无声中温暖了人民生活热情、鼓舞了人民生活信心、启迪了人民生活智慧,从而成就了曲艺“喜闻乐见、与民共在、与民同乐”的观演和谐。
二
要“惊心动魄”
更要“妙趣横生”的叙事智慧
相信读者看到这里,一定会发问:既然《武松打虎 》故事文化内涵如此具有先天优势,为什么是山东快书《武松打虎》独占鳌头呢?好,下面回答这个问题。
山东快书《武松打虎》有多个版本,大家熟知的是高(元钧)派山东快书的版本,除此之外还有刘同武版本(形成最早)、杨(立德)派版本(与高派山东快书版本类似)。高元钧版本的《武松打虎》形成于1947年左右,是高元钧与萧亦吾(一说为马立元)共同参照《水浒传》中的喝酒、打虎等相关情节改编的。虽然这段书也源于《水浒传》,但多有渗透山东快书艺术特点及艺术家才华喷涌的艺术再创造,其中“人虎对话”堪称这段书的“神来之笔”,以“拟人化”手法穿插在武松与打虎打斗的“惊心动魄”中,大有“妙趣横生”的扑面而来。“人虎对话”用于表述“老虎起了三起,武松摁了三摁”的激烈斗争场面,具有创造性表现惊心动魄场面的积极意义,简直绝妙至极而无可替代,不是满足而是超越了观众“好听、好看、好玩”的审美心理期待,观众喜闻乐见也就自在情理之中。
相对而言,姊妹曲种《武松打虎》以及刘同武版本的山东快书《武松打虎》,在表述上述激烈场面时,止步于老虎见到武松时感觉食物唾手可得而“喜得慌”的心理描写,还没有“人虎对话”的出现。扬州评话名家王少堂的《武松打虎》以内容丰富细腻而著称(足有两万字左右的容量),在曲艺界影响很大,“人虎之争”的表述,采用的是说书人对老虎心理评点的传统艺术处理,并兼有模拟老虎叫声的“吗啊”出现,也没有“人虎对话”的艺术处理。而高元钧版的山东快书《武松打虎》,将武松与老虎争斗的“你死我活”中的“心里话”,直接变成了舞台上“人虎对话”的现实。这一老虎开口“说人话”的拟人化艺术处理,因符合当时武松和老虎的心理,把生活中的“可能”变成了舞台上的“发生”,所以没有给人胡编乱造的感觉,反而显示出艺术家神奇的叙事智慧与浪漫的艺术情趣,有着令人拍案叫绝大呼“痛快”的酣畅淋漓,让“人虎之争”场面也表现得更为具体、生动、形象、到位。
要说明的是,源于老庄“超越”哲学的中国传统哲学精髓是曲艺艺术的哲学基础,已经固化为曲艺吸引观众、塑造人物的叙事思维。比如,山东快书《武松传》中武松的超长身高、力大无穷、酒量超群,《西游记》中孙悟空神通广大等神奇形象,以及《隋唐演义》中李元霸武艺超群的形象塑造,等等,都是这种源于日常、超越日常的艺术思维体现。山东快书《武松打虎》中的“人虎对话”正是将这种超越思维发挥到了极致,才有了武松与老虎超越性的“人兽对话”,在满足观众“求新”审美情趣的同时,调节了人虎争斗惊心动魄的紧张气氛,在故事“起承转合”的结构上,也起到了作品“转”的功效,为后续打死老虎的高潮留足了想象空间。这一艺术处理,也彰显出“对比反衬”艺术手法的重要,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做了妙不可言的注脚,比说书人描述武松与老虎较量如何如何的艺术处理,不知要高明了多少倍。同时,“人虎对话”既让观众感受到了“人虎争斗”的“惊心动魄”,获得了“妙趣横生”的审美感受,进而愉悦分享武松打死“害人之虎”的喜悦,鼓舞起个人战胜生活困难的精神力量与乐观精神,仿佛就是经历了一次甚为美妙的曲艺审美旅程。从“噱为书中宝”的角度看,“人虎对话”的神来之笔不仅增加了说书“笑趣”,还真正让武松打虎的激烈场面变成了“有滋有味”的审美盛宴,使得观众与故事中的武松有着“合体战斗”的“扬善”心理,甚至出现“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般面对生活的“自强”气魄与乐观精神。
此外,山东快书《武松打虎》对前人及同时代姊妹艺术的借鉴,也是迈向成功的一大要素。如“武松大喊一声不要紧,直震得房子乱晃荡,哗哗啦啦只掉土,那酒缸嗡啊嗡地响耳旁……”的创意,乃是一代宗师柳敬亭的创造,被诸多文人雅士评论为“闲中着色”之美。山东快书《武松打虎》对此细节的借鉴融汇,多有锦上添花的功效,也是丰厚节目亮点的做法。再就是,其他曲种对老虎心理描写桥段的产生早于山东快书,不排除对山东快书《武松打虎》“人话对话”创造的启示意义。
当然,好文本、好演员的相辅相成,是成就曲艺精品力作的不二法则,山东快书《武松打虎》亦是如此。这一转化诸多形式《武松打虎》故事的艺术创造,最初是为高元钧量身定做,决定了文本文学性、可演性的辩证统一,与高元钧出神入化的表演相得益彰,实现了“1+1>2”的“叠加效应”,成功自然会水到渠成。后续,高元钧《武松打虎》表演模式的“示范效应”发酵,促进了高(元钧)派山东快书众多传人对这一作品的持续创造,提升了传播力度、效度、广度,也是成就《武松打虎》喜闻乐见的一大要素。
三
“润物细无声”的创演启示
山东快书《武松打虎》是跨越时代的经典,演出至今仍有着火爆的剧场效果,当是最好的证明。这个作品在娱乐观众的同时,彰显出中华文明精神的深厚文化内蕴与发展韧劲,给予观众力量鼓舞、智慧启迪、正义温暖,成就了运用艺术创造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朽曲艺佳话,从某种程度上讲无法超越也不可复制,但之于新时代曲艺创演而言,其“钻石宝藏”般的启示作用值得珍爱。
启示一,山东快书《武松打虎》的喜闻乐见源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创造性转化,通过这一案例联系曲艺整体,由此可见,曲艺作为最具有中华文明标识之一的艺术形式,中华民族精神滋生了曲艺孕育、发展的全过程,更是推进这门艺术面向未来的源源动力,也是曲艺观众骨子里最能点燃生命激情的“点”(或者说是观众内心深处最容易触动、反应最敏锐的“点”),是曲艺作品为观众喜闻乐见的核心要素。曲艺作品如果缺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因素,等于抛弃了中华文化的生长沃土,放弃了观众“真善美”的内心期待,也必将变成缺少生命力的“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空洞乏味”“泛善可陈”更会遭到观众与时代的无情抛弃。曲艺发展史也已证明,与中华民族精神同在的作品才会构成观众审美的最大公约数,才会为观众喜闻乐见。如在传统曲艺经典作品中,评书《杨家将》《岳飞传》《隋唐演义》、京韵大鼓《子期听琴》等,都可谓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铿锵解读;在现代曲艺经典作品中,改编于文学作品的评书《烈火金刚》《小炉匠》、快板书《劫刑车》,原创山东快书《一车高粱米》、快板书《奇袭白虎团》、相声《如此照相》《虎口遐想》等,所表现的“踔厉奋发”的上进,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的尚德行为都是如此。特别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今天,曲艺创作坚持弘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民族精神,保持对“仁”“义”“礼义廉耻”等传统文化理念的现代转化,必将大力推进中华文化的传承、传播。曲艺创演只有做到“四个讴歌”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有机融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生动鲜活地展现人民所思所想所为所乐,曲艺作品才会更加贴近人民实际、走进人民内心,实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既定目标。中华民族精神的曲艺解读,自然要结合创作素材实际,进行多方面、全方位、立体化的发力,方能产生精品力作。所以,曲艺作者还要提升个人传统文化修养,不断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洗礼,强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认知,才能更好地坚持中华文化自信,自觉用曲艺去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
启示二,曲艺的“劝人方”绝不是直白的教化,而是以情感人、以情化人的“潜移默化”。山东快书《武松打虎》通篇没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字出现,但处处又在无形中传递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内涵与超强能量,所给予观众的审美体验与社会教化,相比那些“口号化”的节目,往往“无声胜有声”,有着“一句顶一万句”的神奇功效。这说明,曲艺的“劝”之内容,必须用具体事例说话,讲道理的“评”,也只能作为点缀,绝不能本末倒置。虽然曲艺的思想性不可或缺,但一定不要做“漂在水面油花”的浅薄,那样的“劝”与曲艺的“劝人方”智慧是背道而驰的。曲艺作品的思想性与内容要做到“如盐在水”般地融合,才能润物细无声地转化为有效的“劝”。再就是,曲艺创作要像山东快书《武松打虎》一样,给观众想象空间的“留白”,而不是代替观众思考的直白表达。虽然说“话不说不透,理不说不明”,但是没有明确说话对象的“打开天窗说亮话”,是不尊重观众的表现。如果把展示曲艺“平视”智慧的“情感交流”,变成了“居高临下”的“训教”,别说让观众喜闻乐见了,恐怕连嫌弃都来不及。所以,曲艺创作一定要明晰,“劝人方”是艺术目的,“劝”的实现离不开具体事例生动演绎的过程,省略“劝”之过程直奔“劝”之目的,就是“偷工减料”行为,违背艺术规律更有悖常理,绝不可取。因此,曲艺创作主体的任务是立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民族精神,采用观众乐意接受的“说话方式”,去生动、形象、有趣地讲好故事。艺术能量转化为社会能量的“劝化”任务,要交给观众去完成,越俎代庖的直白之“劝”,只会令观众心理逆反而无视。
启示三,趣味是曲艺审美的生命,观众有了乐在其中的趣味,才会沉浸在曲艺作品的欣赏,感悟其中所蕴藏的道理。道理很简单,生活中语言富有幽默感、智慧与情调的人,讲述方式有意思、有趣味,因而大受欢迎。具体到曲艺,也是富有“趣味”的作品才能为观众喜爱,反之将会遭到无情漠视,也就无谈社会作用的发挥。山东快书《武松打虎》之所以超越其他形式《武松打虎》的艺术影响,虽不排除幽默诙谐的山东快书艺术特点的功效,但富有趣味的“人虎对话”之神来之笔,让“武松打虎”讲述变得“好听好看好玩”,才是催化其神奇艺术影响的关键。它之于曲艺创作的启示是,因为曲艺表演没有复杂的道具、服装、伴奏、影像的辅助,演员的讲述(演唱)是最为主要的艺术表现,所以曲艺创作绝不能“过于老实”,那些“记流水账”“简单记录生活”的“平凡”表达不会吸引观众关注,夺人耳目、缤纷绚丽的“好听好看好玩”才会受到观众喜爱。艺谚“腥加尖吃遍天”也早已说明,曲艺止步于生活“实”之表达的“老实”,就会“平常、平凡、平淡”,无法唤醒观众的欣赏欲望,只有将“实”放置于“虚”之范畴的“虚实相生”创造,将生活中有可能发生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变成舞台上的艺术表现,才能给予观众喜闻乐见的“新奇”曲艺世界,满足他们的审美情趣,使之动容、动情。其中的道理是,“虚”之范畴为曲艺的艺术创造提供了利于艺术表现的无尽空间,不仅便于曲艺“趣味”的创造,而且为一切提升曲艺作品能量的创造提供了无限可能。山东快书《武松打虎》的“人虎对话”即这一“腥加尖”思维的产物,所以,“趣味”是曲艺作品喜闻乐见的“神奇”催化酶,催化了曲艺作品“味道”的诱人气质,让曲艺的“色味俱佳”产生了无以言表的“化学反应”,从而增加了观众欣赏曲艺的意愿,自觉完成了“入耳、入心、化情”的艺术能量转化。
综上所述,山东快书《武松打虎》之于曲艺创作,有着突破“乐”与“劝”两难的重要启示意义。这个作品不仅给予了观众愉悦的曲艺审美体验,英勇无畏、为民除害的“打虎精神”感召,还播撒了中华民族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灿烂阳光,持久影响了观众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文化观、价值观。重要的是,这一作品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巧用“叙事智慧”、善于“古为今用”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无厘头”的搞笑可能会给人一时的欢愉,却无法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而将火热生活置身于中华文明沃土的智慧创造,才能成就曲艺与观众“思想合拍、行动同步、价值同轨”的守正创新,迎来喜闻乐见的持久。所以,新时代曲艺创作要立足中华民族精神,艺术化现实生活,做到心中有观众、创作有行动的“有意思、有内涵、有趣味”的弘扬“真善美”,是促使观众喜闻乐见的“牛鼻子”。牵住这个“牛鼻子”,是曲艺的新时代召唤,是曲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光荣使命,也是曲艺推动中华文明面向未来的必然责任担当。
[本文系202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艺术呈现与传播研究”(编号:23ZD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贾振鑫 华体汇app在线登录 理论委员会秘书长、聊城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副教授)